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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5 仲富兰 国风文化记忆

浦东高行新发现的《平阳曹氏族谱》则明确记载“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为解决历史悬案提供了有力佐证，周敏法供图

《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1期刊发了周敏法《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辨》的文章，我读了感到很兴奋。今年年初经上海史学界的专家认定，周敏法的史料发现对于上海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并通过新闻媒体向外界披露。我接过这个话题再谈一些我的认知。

关于上海建镇的问题，由于史料匮乏，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一种极端的说法，上海可能没有经过设镇就直接设县了，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上存在过“上海镇”，只不过对上海建镇的时间，由于史籍记载的不同，特别是对史料解读的角度有异，形成了以下几种说法：（1）宋时说。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上海县：“宋时，舶辐辏，乃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为上海镇”；（2）宋末说。明《嘉靖上海县志》说“上海为松江县属……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乾隆续修上海县志》等同此说；（3）熙宁七年说。（4）绍兴中说。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谓“宋绍兴中于此地置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5）南宋末期说，武育干《唐宋时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认为上海设镇于南宋末期或咸淳年间。

在“上海镇”建镇时间上曾经有过言之凿凿的证据，如清代《嘉庆上海县志》不仅明确 “熙宁七年”设置上海镇，而且说“上海之名始此”。清代乾隆年间褚华撰《沪城备考》，也说“宋神宗熙宁七年立镇”。此外，晚清文人秦荣光（1841-1904年）在《同治上海县志札记》中也明确说过：“宋熙宁七年，於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明代的《江南经略》《光绪青浦县志》等志书也持这个看法。虽然这些记载观点一致、言之凿凿，但它们都属于明清史料，属于后人的记载，缺乏当年的宋代史料的支撑，因而没有被史学界所广泛接受。上海究竟何时建镇，成了上海的“生日之谜”？ 

这是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载明上海建镇确切年代的宋代史料，为上海镇“熙宁七年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周敏法供图 

《范溪旧序》中提到“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来源看看新闻网

今年1月中旬报界披露了浦东新区的文史学者周敏法先生，在读高行镇曹家老宅的一本《平阳曹氏族谱》时，这本家谱的书，卷首有《范溪旧序》，落款为“咸淳八年岁次壬申秋七月既望郡人谢国光拜手书。”咸淳八年即为1272年，属南宋末年；谢国光是有名的南宋进士。谢国光在这本书中写道：“沪渎曹氏……因宋室多故，而迁居跸临安，族从而徙者，凡十有余人，遵而家于上海镇（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者，则济阳之裔也。”这说明曹氏自宋室南渡来上海镇，是济阳王曹彬之后。最令人惊喜的是“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见图）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载明上海建镇确切年代的宋代史料。这段南宋进士谢国光写于宋末的记载直接注明上海镇建于北宋熙宁七年，即1074年，它推翻了宋末说，使上海建镇历史有了确切的文献记载，这段宋代文字与以上明清史料前后呼应，形成了几百年延续的完整的“证据链”，从而把上海建镇的“熙宁七年说”给坐实了。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她的成长发展经历了由“上海镇”到“上海县”再到“上海市”得过程，根据“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宋代的镇是县下辖的一种官方机构；而且一般都将镇设置在“人烟繁盛处”，并不是所有县都下辖镇的设置；上海镇有“监镇官”，这种官职在《宋史•职官志》里有记录，说明这个基层官吏是吃皇粮的“公务员”，而不是民间自治组织的首领；特别是“监镇官”的职责是“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属于文职人员，这与“上海务”机构的设置是有部分重叠之处的，这些特点构成了上海镇的一般要素。

《上海旧政权建置志》第二章第一节：“咸淳年间（1265-1274年）建上海镇。镇制沿袭自隋、唐，通常设于人口稠密、交通重要、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最初实行镇将制，为武职，后将镇将之权收归于县，另由朝廷委派镇官，成为文职。青龙镇除了镇官，还设有水陆巡检司，负责守卫巡逻。南宋时期的上海镇，设有上海市舶提举分司，负责管理贸易事务，兼领镇务。”这段话，除了上海建镇的年代有误，其它都是比较正确的，与上述一般镇的几个共同点也是吻合的，它对宋代上海镇的性质做了简明扼要的描述。

周敏法先生在《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辨》的文章里，对两宋时期上海镇的性质，大致做了概括：上海镇为皇帝批准在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的，其基本职责是负责管理防火防盗、兼收税收的官方机构，并逐渐取代了“上海务”酒务的职能，监镇官是朝廷委派的文职官员，南宋时由上海市舶提举官兼任。 

古代上海陆家嘴地区的地图，图上标有“上海浦”和“下海浦”

上海镇示意图

实际上，这与我以前一直认定的“上海务”是“上海镇”设立前的一种操演，或者说预设。上海务之“务”是国家管控地方税收或海上贸易的基层单位。有酒务、税务、市舶务等。《上海通志•大事记》：“熙宁十年（1077年）秀州设17处酒务，其中华亭县有华亭、上海、青龙、赵屯、大盈、泖口等务”，因为《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说到熙宁十年秀州（今嘉兴和古吴淞江以南的上海地区）有上海等17处酒务。从《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记录的宋代天圣元年以前的上海务税收收入额看，已经名列秀州十七个酒务之前十名。说明上海临江滨海，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商业繁荣，酿酒业发达，税收颇丰。上海务的先期设立，为后面上海镇的成立铺好了路。1962年，谭其骧在《上海得名与建镇年代问题》推断的结论：“这样说来，上海设酒务应在天圣以前。”这就是说设上海务在前，置上海镇在后，且至少相差五十多年。

上海镇设置，进一步证明了上海镇的位置，就是上海务的位置，在今上海老城厢地区。这个地理位置，距离当时的华亭县的县城，约有九十里，如同今天上海市中心到松江区的距离，古代社会古代交通工具简陋，信息传递也很缓慢，要对上海务实施有效管理，显然力不从心，鞭长莫及，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置上海镇后，据《南市区志》描绘“上海镇”建镇的形制：“上海老城厢是上海历史的发祥地。北宋时期，出现了上海早期的居民聚落和官方机构——上海务。南宋时期形成市镇。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立上海县，从此成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为上海在南宋末年形成市镇。咸淳初年，镇监董楷大力倡导在上海镇进行市政建设，留下不少“津梁堂宇”。从《受福亭记》可以看出，市舶分司署西北建拱辰坊，坊北有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受福亭”。董楷所撰《受福亭记》称，“自念钝愚，于市民无毫发补益，及痛节浮费，市木于海舟，陶埴于江”。他自市舶分司（今老城厢外咸瓜街、老太平弄北）之西北，建拱辰坊，坊北有益庆桥，于桥南凿井筑亭，即受福亭；亭前广场铺砖石，是“一市之所”，即镇市中心；其东北有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是文昌官，原为土房，后改为砖瓦房，于其地建文昌坊；坊北又建致民坊，后改建为福谦桥；由福谦桥至齐昌寺之间，建泳飞桥。这是南宋末上海镇的粗线条面貌。另据明弘治《上海志》记述,当时上海“有市舶、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贾肆，鳞次而栉比”，已具市镇规模。 

图为建于明代老城厢的大境庙，清代建为三层华阁，远眺胜地

老城厢内的银器店

晚清时上海老城厢街市，左为老宝华照相馆

明朝中叶，邑内已形成南北、东西纵横交叉的街巷系统。县署东西两侧辟出三牌楼街和四牌楼街两条南北干道，另有新衙街、康衢巷、新路巷、薛巷、梅家巷、观澜巷、宋家湾、马家巷、姚家巷、卜家巷10条街巷。此外还增设15坊：拱辰坊南肇嘉坊，长生桥北永安坊，泳飞桥北联桂坊及对面宝华坊，第一桥东登津坊，县署南阜民坊，县署东宣化、崇礼、泽民、集庆4坊，县东敷教、澄清、迎恩3坊，县南明通、公溥2坊。为抵御倭寇侵扰，还建筑了周长9里的城墙。至此，县邑形成以县署为中心,东、西门为轴线,城墙环围的城市基本框架。

借助“上海务”、“上海镇”、“市舶分司”这三个机构的职能，可以大致描述出当时上海的社会状况：特别是酿酒业兴旺，而且规模较大，需要税务机关征税，以增加国家的财力，于是“上海务”应运而生，其次，在上海务设置五十多年之后，该地区非农业的手工业者及其进行贸易的商人，数量达到相当规模，加上与之配套的饭店、旅馆等服务业，该地区已经形成了类似现在的成片居民区和商务区，故需要“镇”这样的机构来进行管理，以确保其有序运行，第三，再往后，对外贸易也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外国货船达到一定数量，需要设置海关这样的“市舶司”来进行管辖和收税。新编《上海县志》在《建置沿革》中明确作了如下记述：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华亭县设有上海务。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宋室南渡，上海县地区人口大增，经济发展，至南宋景定、咸淳年间，上海港船舶辐辏，番商云集，成“华亭东西一巨镇”，地处“海之上洋”，滨上海浦，遂称上海镇。

读了周敏法的考证文章，谈了上面的一些浅见，向治上海史的各位专家请教。 

19世纪末上海老城内百业兴旺，图为老城厢街景

老城厢中铜器店云从老店（1930年）

当时洋人称之为上海的”快餐店“。老城厢内这样的小店随处可见，生意相当不错，还顺带外卖

    2018年4月25日于上海五角场凝风轩